孙犁的家国情怀

liukang20243天前吃瓜知乎337

本年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孙犁诞辰110周年。1945年，孙犁宣布《荷花淀》《芦花荡》等抗战体裁小说，在延安解放区成名，尔后发明愈多、影响力愈大。孙犁曾说：“我最喜欢我写的抗日小说，由于它们是年代、个人的完美实在的结合，我的这一组著作，是对年代和故乡公民的赞歌。”不论孙犁的文学风格怎么改变，赞许故乡公民保家卫国、勇敢抗敌一向是不变的主题。

　“遽然见到白洋淀水乡的描绘，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

关于自己早年的成名作《荷花淀》，孙犁曾有感而发：“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留意，我想是由于同志们终年在西北高原作业，习惯于那里大风沙的气候，遽然见到白洋淀水乡的描绘，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所以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在书写抗战的一起融入故乡现象，让显着地域景色与人道、情面之美交相辉映，成为孙犁文学的杰出特征。

孙犁出世于河北安平县，中学毕业后在安新县同口小学当教员。同口镇坐落白洋淀之畔，入眼都是秀美的波光水影。孙犁在这儿作业才一年多，“七七事变”就迸发了。在日寇步步紧逼的危殆方式下，他决然投军入伍。尽管孙犁在安新县居留的时刻不长，却难以忘掉那里的情面现象。《荷花淀》《芦花荡》又叫“白洋淀纪事之一”“白洋淀纪事之二”，清楚寄托着稠密的怀念之情。《荷花淀》写夏天的白洋淀，“水面笼罩起一层薄薄通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在这样气味迷人的月夜，水生匆促离别水生嫂去参加游击队。后来夫妻俩在花叶葳蕤的荷塘偶尔相遇，合力埋伏前来扫荡的日本大船。《芦花荡》叙述老船夫护卫一对小姐妹过苇塘并智斗日寇的故事。趁着夜色，一叶小舟打破炮火的封闭。无边的淀水看上去幽静沉寂，内中却暗潮奔突：“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沉漆黑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并且要滴落下来的姿态……苇子仍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方针如同就是天上。”

荷花、芦苇作为天然现象富于柔美乃至软弱，在孙犁笔下却自有一种刚烈。他写旺盛的荷塘：“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打开来，就像固若金汤相同。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督白洋淀的岗兵吧！”他俯视丰盈时节的芦苇：“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分，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荷叶是岗兵树立的“固若金汤”，荷花苞如直指天空的“利箭”，金黄色的芦苇堆积则筑起护卫的“长城”……关于现象的细节烘托出战役的严格严峻，也可见一种全民皆兵的警备与昂扬。在孙犁眼中，白洋淀盛产的芦苇更有一种亦刚亦柔的美妙。当它们被破成苇眉子，柔滑细长，又薄又细，在织席的水生嫂怀里跳动：“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皎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皎白的云彩上。”当它们保护老船夫诱敌杀敌，则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屏障。其间点缀着新鲜的芦花，“一片打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顶风飘散”，正是宣告成功的旗号。

1941年，日寇开端在华北沦陷区施行“治安强化运动”，以严酷的“三光”方针冲击根据地。共产党戎行不得不从平原地带退守狼牙山以南，孙犁等文职作业者也随部队迁往阜平山区。孙犁描绘山区游击战的名作，如《吴召儿》《山地回想》《在阜平》等都是关于这一段日子的记载。阜平地势杂乱、物资匮乏，远不及水乡平原的富饶，天然景色则变得峻拔宏伟。当地老大众土里刨食，孙犁写来也颇有诗意：“一家农人，住在高高的向阳的坡上，但凡有泥土的当地，都量体裁衣，栽上庄稼。到秋天，遍地有遍地的收成。所以，在他的房顶上面，屋檐下面，门框和窗棂上，挂满了红的、黄的粮穗和瓜果。”描绘日常日子场景之后，孙犁接着带出一笔：“党领导咱们在这片土地上作业的现象，就是如此。”穷山恶水的天然条件再加上侵犯者的威压，宽广民众以及共产党戎行有必要量体裁衣、见缝插针才干存活下来。孙犁故意营建文学的诗意，来劝慰难以言说的严酷与艰苦。

阜平山地的老大众天长日久吃糠咽菜，常用杨树、杏树等各种叶子充任口粮，性情上却分外坚忍与热心。为协助游击队员逃避敌人追击，一个只需十多岁的女孩吴召儿毛遂自荐，带领咱们夜登神仙山。黯黑的天幕笼罩下，山势如此险恶：“它黑得怕人，高得怕人，风险得怕人，像一间房子那样大的石头……一个顶一个，一个压一个……一步登错，一个石头滚下来，整个山就会天崩地裂房倒屋塌。”后来，吴召儿为引开追敌又独自跑上一条山道。峻峭大山把小女子的身影烘托得分外美丽：“她登在乱石上跳动着行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死后。”

在恶劣的生计条件下，游击队员们遇到舍生忘死的吴召儿，也遇到很多倾其全部的父老同乡：缺衣少食的光棍汉在除夕夜送来豆腐和窝头，无名少女送来一双手织的袜子，以及不论何时何地都把行军兵士迎进家门的白叟……孙犁由衷感念这些忘我的人们，抗战的终究成功离不开他们中的每一个：“关于晋察冀，咱们在那里日子了快要十年。那些在咱们吃不下饭的时分，送来一碗烂酸菜；在咱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分，替咱们背上了行囊；在战役的深冬的夜晚，给咱们开门，把热炕让给咱们的伯父大娘们，咱们都是忘掉不了的。”

　“他用谈笑沉着的情绪来描画风云变幻”

孙犁厚意描绘的故乡景美、人美，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遭受严峻的糟蹋和损坏。在民族危亡之际，传统家国观念激发了巨大的抗敌热心，促进这片土地的儿女勇敢投入救亡激流。孙犁描绘那些征战的男人、守家的女人虽有感伤却很少楚切，他们坚定地信任终有一天能赶开侵犯者，然后迎来百口聚会。在家国同构与互动的视界下，孙犁抗战文学的要点不是血泪控诉而是抒发达观与活力，为现代文学史发明了异样的战役美学。

孙犁出世于华北乡村，当然知道农人坚守家庭，容易不愿脱离自己出世和劳动的当地。但孙犁深化了解他们离别家人的心境：“他们从戎交兵，正是为了捍卫他们。暂时的别离，正是为了将来的聚会。”这何曾不是孙犁心里的声响？孙犁是家中独子，从小身体懦弱。“七七事变”迸发后，他通过同学介绍预备投靠河北自卫军政府，但是家里人商议来商议去优柔寡断，最终仍是孙犁的父亲下了决计，他劝说忐忑不安的亲人们：假如不去交兵，家里的这些地以及全部人的性命，将来恐怕都保不住。白叟只需平实的日子阅历，却不乏深明大义的沉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国自古就认为家国一体，在家庭结构的根底上延伸、建构为庞大的国家体制。覆巢之下无完卵，国之不存何认为家？在民族国家遭受外敌侵犯的危殆关头，孙犁与很多个像他相同的普通人挑选抛家弃子，既是百般无奈，也是义无反顾。

孙犁写离别抒发了自己的情感，更写出了全部离家抗日兵士的爱情，全部送走自己的儿子、老公的人们的爱情。他通过小说人物的话不断着重“还家”的信仰，鼓动民众的斗志。水生临行告知水生嫂：“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水生嫂驾着冰床子送时间短省亲后的水生归队，临别吩咐：“我为什么撑得这么快？为什么着急把你送到战场上去？我是想，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咱们的敌人，你才干再快快地回来。”水生配偶的离别淡化烽火灾祸，强化了必定还家的期望。与之类似的，是《风云初记》里描绘春儿与芒种的一段。小说描绘春儿送行芒种不见离乱哀伤，反而洋溢着骄傲和高兴：

芒种背上枪，面对着春儿，挺直了身子。春儿又在枪口上拴了一条小红布……两个人一前一后，在街上一走，一群小孩子跟前，跑着跳着，扯扯芒种的褂子，又拉拉他的枪，农人们说：“芒种这是吃大锅饭去吗？”

芒种笑着说：“打日本去！”

妇女们问：“春儿干什么也穿得这么新鲜？”

春儿笑着说：“我这是去送从戎的！”

在孙犁小说中，“我”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也见证了许多为了还家的离别。《投宿》写“我”在游击途中向同乡借宿，偶尔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妻的新房。这儿的主人现已为了抗战先后离家，但“我”对着整齐洁净的房子却似乎看到他们的身影。两个青年男女恩爱留恋的气味，留在宅院里旺盛新鲜的花草上，留在白得发光的墙纸上，以及装修着白蛇盗灵芝草故事的红油木箱上……房子里的全部似乎告知人们，这儿虚室以待、随时迎候离家者的归来。《留念》回想在定县与返乡队的一段前史。那时“我”经常去一个农户家、借着便当方位监督敌情。这家的女儿小鸭和母亲、弟弟日夜怀念在东北的父亲，某天总算收到他从远方寄来的信。尽管信封磨破了，信纸也磨去了头，还带着风霜雨露的痕迹，足以让一家人振奋雀跃。“我”把纸上的话一字一句转给他们听：“他在这八九年里，走遍了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现在又开到了天寒地冻的东北；上面写着他爬过多么高的山，渡过多么险的河，现在现已升为营长。上面写着他怎样和日本鬼子作战，现在又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上面写着他们解放了东北多少万磨难的公民，那里的公民十四年阅历的是什么样的磨难！上面写着他身体很好，成功的日子就要到来……”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去八九年，一去千万里，只需还有盼归的家，还有等候自己归来的家人，兵士就有永不消灭的热心。

孙犁在自己全部的小说中，最喜欢《荣耀》一篇。小说尽管写于1949年之后，仍是叙述一个浅显、动听的还家故事。故事从原生、秀梅的少年年代开端。在傍晚的滹沱河滩，两人意外从逃兵手里缉获了一支枪，秀梅就鼓动原生去参加游击队。在绵长的征战岁月中，原生家里包揽的小媳妇逃走了，秀梅一向协助照顾各种家事。总算比及原生胸佩奖章、骑着战马回来的一天：“秀梅的影子，忽然站立在他面前……他忽然想起秀梅在河滩芦苇丛中指令他去卡枪的那个傍晚的现象。当原生背着那支枪转战南北，在那银河横空的夜晚站哨，或是赤日炎炎的风尘行军傍边，他早年把手扶在枪上，想起过这个现象。”数年征战的烟尘散失，夸姣的少年年代宛如重来。当原生、秀梅有情人终成眷属，全村人谈论这段姻缘是那么圆满，就如同雨已然从天上降下，就必定是要落在地上，那么合理应当。“打走鬼子做夫妻”不只仅是原生、秀梅得偿所愿，也包含着民间大众对团圆圆满的质朴幻想。在孙犁笔下，儿女传奇总是连接着离乱的困难时世、连接着汹涌的社会浪潮，所以茅盾点评道：“他用谈笑沉着的情绪来描画风云变幻，优点在于虽多幽默却不落轻佻。”在家国同构、“还家”与“救国”互动的思维主题之下，娓娓道来的情长故事一起也是庞大绚丽的英豪赞歌。

　“写作者自身，就是革新举动力的人们中心的一个”

孙犁描绘故乡景色、开掘日常日子的达观与活力，不只创始了异样的战役美学；并且历经晋察冀抗战运动的淬炼，拓宽了“五四”以来的文学观念。在晋察冀的抗战语境中，孙犁走出常识分子的书斋、案头，把文学作为照应抗战政治、活跃介入实际的一项实践举动，可谓与年代主潮共识互动的“革新人”。孙犁其人其文，构成20世纪我国革新文学不行忽视的精力资源。

在我国现代文学开展史上，像孙犁这样“诞生”于抗战期间的文艺作业者，与“五四”常识分子有着显着的代际差异。在“五四”新文明运动中出现出来的文人作家，大大都在城市从事与教育、出书相关的作业，归于书斋常识分子。又因身处中西文明交流磕碰的大潮，他们深受西方“特性主义”“人道主义”等思维的影响。孙犁从中学年代开端就喜欢新文学，好读鲁迅、茅盾、叶圣陶等的小说；但他后来抗战入伍，积累了多年曲折战地以及深化乡土社会的阅历。他回忆自己的发明起点：“跟着征战的路，开端了我的文学的路。我写了一些矮小的文章，宣布在那时在困难条件下出书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年代的匆促的记载，有些近于原始资料……日子就像那时在高低的山路上，顺手能够拾到的碎小石块，随意向哪里一碰，都能够迸射出火花来。”相关于新文明运动限于常识精英圈子，抗战文艺既是宣扬发起的办法也是边区政府求生计、求开展的重要途径，力求面向更大大都的社会底层民众。孙犁亲历其间，也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及点评规范。

晋察冀文艺运动对孙犁影响颇深。1938年—1941年，日寇侵入华北之后忙于推动阵线，为共产党部队在当地活动留下空地，晋察冀边区文艺也阅历了一个繁荣开展期。在晋察冀根据地树立后的几年期间，“文协”分会、文联相继建立，县、区、村级的文建会也连续树立起来。尽管出书条件有限，但各种文学刊物不拘于油印、石印纷繁出书。考虑到乡村老大众对演剧脍炙人口，边区政府又安排建立了多个话剧团、村剧团。别的，街头诗、秧歌剧、歌咏、木描绘、壁报等浅显文艺方式遍地开花。跟着当地文艺运动的开展，孙犁逐步锋芒毕露。他首要从事抗日文艺宣扬作业，写了很多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字，为后来的发明打下了根底。为推动边区的学鲁迅潮流，他先后写过《论鲁迅》《鲁迅、鲁迅的故事》《少年鲁迅读本》；为了辅导晋察冀通讯社的通讯员们写稿，他写下《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参加“冀中一日”的大众写作运动，他写的心得文字结集为《文艺学习》出书。

孙犁参加“冀中一日”活动，特别值得一提。活动聚集1941年5月27日“普通的一天”，旨在发起尽可能多的大众拿起笔叙述抗战军民的日常日子。在这次文艺活动中，民众参加的活跃性很高，连一些老秀才、夜校识字班的妇女以及目不识丁的老太太也被发起起来。他们有的自己动笔，有的口述请人代写，局面十分热烈。孙犁在这次活动中担任看稿、选稿的修改，他与王林、李英儒等人协作，最终从五万余篇来稿中选出两百多篇分辑出书。在“冀中一日”活动中，孙犁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承当宣扬、安排的作业，也归于“被教育”“被描写”的一员，由此深化认识到文学不只是美学的，在抗战语境下更是实践的。他感叹“冀中一日”活动让“早年不知道翰墨为何物，文章为何物的人，今日能够执笔写一二万字，或千把字的文章了”，“使上层文学作业者更去深化体会日子，扩展日子圈子从头比赛自己”。

抗战文职作业描写了孙犁对文学功用、对作者方位的认知。在他看来，文学止于个人抒发不免境地狭小，应当视为“我国公民的作业”：“今日应该把文学看作一种作业，我国公民的作业。曩昔，有人嚷着文学无用论。把文学叫作闲书，把作家看作狂生。咱们觉得这个时期现已老远曩昔了”。他从头为文学定位：“在今日，文学作业就是整个抗战的作业的一部分。而写作者自身，就是革新举动力的人们中心的一个。”在《“五四”运动与我国文学遗产》一文中，孙犁明确提出文学以公民为中心、进一步推动文学与公民结合的方针，由此也反思“五四”新文学的缺乏：

“五四”今后的新文学，却是多接受了一些西洋的东西……它使文学限制在少量常识青年圈子里，和宽广劳动公民失去了联络……五四运动以来，不论在小说戏曲、诗篇翻译，咱们都能够整理出必定的效果。从这些效果中，天然能够看到文学与公民的结合，还有很大间隔。

在孙犁看来，五四运动之功在于促进文学突破贵族、山林走向民众，但是未能将浅显化、平民化进行到底。作为一个赋有才调的作家，孙犁当然认为文学抒发特性情感、展示个人天才；但在民族国家的危亡关头，文学的更重要功用是宣扬抗战、鼓动民众斗志。他乃至把自己的“兵士”身份摆在先于“作家”的位置：“从一九三七年的抗日开端，我阅历了咱们国家不同寻常的年代……我有幸当一名不太超卓的兵士和作家。”

亲自参战、体会宽广多样的社会日子，孙犁的文字带着山野田间气味，真正从民众视角来调查实际、反映实际。正如丁玲晚年时适当认可孙犁以及其他在晋察冀边区生长的作家集体：“（他们）与公民一道滚过几身泥，吞过几回烈火浓烟，学过使枪，学过使锄，比较了解劳动公民，日子根柢厚……他们有挨近劳动公民的身手。劳动公民亲热地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孙犁在边区日子的多年，所见所写都是“小人物”。他们没有耀眼的光辉，在子孙研讨者、评论家那里也不怎么受重视。但孙犁后来描写的一些典型形象，如水生、水生嫂、吴召儿等，都由此脱胎而来。

《邢兰》的主人公邢兰，是孙犁笔下第一个有名有姓、描绘详尽的人物。“我”作为驻村干部寄宿邢兰家一间搁置的屋子，逐渐和邢兰了解起来。这人家里的孩子穿不上裤子、自己又患着气喘咳嗽的病，却是出了名的操心。他翻山走远路刺探音讯，赶在日寇扫荡前告诉同乡们逃避。他在村里安排起合作团和代耕团，常常夜里做侦办白日下地干活，他还有爬到大树上吹吹口琴的“雅兴”。村里有人讪笑邢兰自顾不暇，“我”却深深了解这个做实事“有瘾”的人：“只需冰冷的人，才贪婪地寻求一些温暖，知道他人的冷的感觉；只需病弱不幸的人，才贪婪地拼着这个生命去寻求健康、美好……只需从幼小在冷淡里长成的人，他才爬上树梢吹起口琴。”

孙犁的目光常常投向乡村的女人集体，既写她们作为妻子、恋人、妹妹等家庭人物，也描绘她们怎么心向社会宽广天地。《走出今后》中的王振中身上调集着边区许多妇女的苦涩，年少遭遇家难、被卖作童养媳。她在终年不如意的日子中变得性情内向但行事决断，自动找村干部写推介信，总算从婆家出走到游击队做关照。《老公》里的小媳妇是很多独力持家的女人的化身，她心里抱怨老公终年不着家，当着家人和老公却半吐半吞咽下怨言。后来目击伪军、奸细受人指骂而老公为抗战出力备受尊重，她总算放下满肚子烦恼……这些女人与邢兰归于同一类人，一边承当实际磨难，一边不失日子的热心与兴趣，“她们的色彩，是淡雅的花也不能比，月也不能比；无比的强大，山也不能比，水也不能比了”。

综观孙犁的抗战文学，从对故乡家乡的留恋上升为寻求国家独立的信仰，从个人抒发拓宽为书写爱国救亡的热忱，表现了面向社会底层、与公民结合的诚挚希望。尽管孙犁晚年文风上产生“衰年变法”，转向批评丑陋人道；但他一直不悔少作，由于那些是发自心里的美丽赞歌：“不论通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著作，以原有的姿容，以完好的行列，顺畅地通过了几十年前史的严峻审阅。我不小看前期的著作。我常常认为，早年的著作，芳华的力气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重读孙犁著作，领会其人其文所阐扬的传统家国观念、所沉淀的乡土社会阅历等，在复兴民族文明、增强文明自傲的当下依然能够供给丰厚的启示和学习。（作者：熊权，系中心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我国文学女人形象谱系与现代中华文明建构全体研讨”[19ZDA276]的阶段效果）

（来历：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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